和解学の創成

  • 1872年東京 日本橋

  • 1933年東京 日本橋

  • 1946年東京 日本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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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72年8月〜10月北京 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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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9年前後北京 前門

  • 1930年代北京 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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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0年代台北 衡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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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台北 衡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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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0年ソウル 南大門

  • 1940年代初ソウル 南大門

小菅信子《媒体与文化――对媒体与他者表象的考察》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政治行政学科
教授 小菅信子

1996年冬天,我开始接触“战后和解”这个研究课题。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起因是在英国剑桥发生的一件事。在英国,每年的11月上旬是战死者追悼纪念日。这一天被称为 “国殇纪念日”(Remembrance Day)或者“罂粟花纪念日”(Poppy Day)。20年前,我偶然参加了在剑桥市举行的战死者追悼纪念仪式。在那个纪念仪式上,我穿着日本和服,在市运营的墓地的追悼碑前,将象征着战死者的红色罂粟花环献到了市政公墓的纪念碑前。

此时此地,之前与我毫无关系的各种人和事,一瞬之间与我捆绑在一起。剑桥的地方报纸在头版上大篇幅地刊登了我献花的图片。然后,该报纸连日刊登了相关文章,作为一种“美谈”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文章还写道,我献花是为了“请求原谅”。

看着这个地方的报纸,也就是在献花之后,我陷入了不安和烦恼之中。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日本人,向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生命的剑桥战死者请求原谅意味着什么。来自剑桥的士兵们在日本军占领新加坡时成了俘虏。俘虏当中,4个人就有1个人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他们在被俘期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所寻求的原谅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所寻求的是原谅的话,是否有连本人的我也无法理解的原谅呢?

报道所引起的反响接踵而至,我收到了许多信和咨询。英国退役军人协会的全国性报刊也转载了我献花的照片。不久又被以苏格兰退伍军人为主要对象的杂志刊登了。我天天用拙劣的英语写回信,并参加了一些被邀请的聚会。为了理解当时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经常在大学图书馆调查一些资料。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地区的教会报将我在纪念仪式上献花的事情作为题材,发表了一篇题为“治愈天使”的文章。主持追悼会的牧师把这份教会报亲手交给我。这位牧师也是一名在前线对抗日本的老军人。收到他的那一份手工制作的教会报时,我假装一边微笑着一边读,但其实内心却陷入恐慌状态。我这个人就是“治愈的天使”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陷入了一种“身份危机”。 深思熟虑之后,作为一名学者,也作为一名活动家,我决定以“日本与英国的和解”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日本媒体对这件事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但由于我献花的照片和文章刊登在剑桥郡的地方报纸上,所以全英国的退伍军也从这个地方报纸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的许多争议。

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那时赞美过我的人大多数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对我的理解有多深呢?这件事是否加深了他们对日本文化这样一个异国文化的理解呢?该研究以作者的经验作为问题意识的来源,探讨围绕和解的传媒和文化。除了关注政府档案之外,该研究也利用电影,纪录片,小说,日记等非小说类的文献来考察他者的表象与和解。

(翻译:Pattajit Tangsinmun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