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東京 日本橋
1933年東京 日本橋
1946年東京 日本橋
2017年東京 日本橋
1872年8月〜10月北京 前門
現在北京 前門
1949年前後北京 前門
1930年代北京 前門
1895年台北 衡陽路
1930年代台北 衡陽路
1960年代台北 衡陽路
現在台北 衡陽路
1904年ソウル 南大門
2006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50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40年代初ソウル 南大門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政治行政学科
教授 小菅信子
1996年冬天,我开始接触“战后和解”这个研究课题。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起因是在英国剑桥发生的一件事。在英国,每年的11月上旬是战死者追悼纪念日。这一天被称为 “国殇纪念日”(Remembrance Day)或者“罂粟花纪念日”(Poppy Day)。20年前,我偶然参加了在剑桥市举行的战死者追悼纪念仪式。在那个纪念仪式上,我穿着日本和服,在市运营的墓地的追悼碑前,将象征着战死者的红色罂粟花环献到了市政公墓的纪念碑前。
此时此地,之前与我毫无关系的各种人和事,一瞬之间与我捆绑在一起。剑桥的地方报纸在头版上大篇幅地刊登了我献花的图片。然后,该报纸连日刊登了相关文章,作为一种“美谈”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文章还写道,我献花是为了“请求原谅”。
看着这个地方的报纸,也就是在献花之后,我陷入了不安和烦恼之中。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日本人,向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生命的剑桥战死者请求原谅意味着什么。来自剑桥的士兵们在日本军占领新加坡时成了俘虏。俘虏当中,4个人就有1个人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他们在被俘期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所寻求的原谅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所寻求的是原谅的话,是否有连本人的我也无法理解的原谅呢?
报道所引起的反响接踵而至,我收到了许多信和咨询。英国退役军人协会的全国性报刊也转载了我献花的照片。不久又被以苏格兰退伍军人为主要对象的杂志刊登了。我天天用拙劣的英语写回信,并参加了一些被邀请的聚会。为了理解当时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经常在大学图书馆调查一些资料。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地区的教会报将我在纪念仪式上献花的事情作为题材,发表了一篇题为“治愈天使”的文章。主持追悼会的牧师把这份教会报亲手交给我。这位牧师也是一名在前线对抗日本的老军人。收到他的那一份手工制作的教会报时,我假装一边微笑着一边读,但其实内心却陷入恐慌状态。我这个人就是“治愈的天使”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陷入了一种“身份危机”。 深思熟虑之后,作为一名学者,也作为一名活动家,我决定以“日本与英国的和解”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日本媒体对这件事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但由于我献花的照片和文章刊登在剑桥郡的地方报纸上,所以全英国的退伍军也从这个地方报纸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的许多争议。
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那时赞美过我的人大多数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对我的理解有多深呢?这件事是否加深了他们对日本文化这样一个异国文化的理解呢?该研究以作者的经验作为问题意识的来源,探讨围绕和解的传媒和文化。除了关注政府档案之外,该研究也利用电影,纪录片,小说,日记等非小说类的文献来考察他者的表象与和解。
(翻译:Pattajit Tangsinmun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