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東京 日本橋
1933年東京 日本橋
1946年東京 日本橋
2017年東京 日本橋
1872年8月〜10月北京 前門
現在北京 前門
1949年前後北京 前門
1930年代北京 前門
1895年台北 衡陽路
1930年代台北 衡陽路
1960年代台北 衡陽路
現在台北 衡陽路
1904年ソウル 南大門
2006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50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40年代初ソウル 南大門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课地域文化研究专业硕士1年
樱井SUMIRE
本次演讲会以《历史问题与“和解”——纪录片播放及同市民活动进行对话讲演会》为题,于2017年10月20日举行。会议邀请的主讲人是殿平善彦先生。他是净土真宗本愿寺的住持,同时也是反思强制强制劳工及强制劳动牺牲者问题北海道论坛的共同代表,一直以来深入地参与了挖掘强制劳工牺牲者遗骨的运动。在一同观看了纪录片《So Long Asleep(长眠)》之后,大家交流了对此片的感想并进行了问答。此片由伊利诺伊大学教授David W Plath于2016年拍摄,描写殿平先生与韩国学者钟炳浩先生(现汉阳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自1997年历经20年建立“东亚共同研究会”的过程。
“东亚共同研究会”的起点
“东亚合作研讨会”创立于1990年代,是以日本和韩国年轻人为中心的遗骸挖掘运动。创立者之一的殿平先生,受1970年兴起的”民众历史挖掘运动”触发,开始挖掘战争时期强制劳工中牺牲的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遗骸。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无法挖掘出全部遗骸。1989年,为了调查相关资料, 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钟炳浩先生访问了北海道的殿平先生。由此, 钟先生也产生了对遗骸发掘活动的心愿。钟炳浩先生提出, “如果我登上大学讲坛,一定会带同事和学生来继续挖掘” 。1992年, 这一诺言通过长达10天的共同研究最终得以实现。至今,发掘遗骸活动在北海道的朱鞠内,猿払村浅茅野、芦別等地区依然持续着。
“遗骸的归属”
殿平先生在讨论会中向我们问道,”这些遗骸是谁的呢? “。长期进行挖掘遗骸活动的殿平先生认为,挖掘出来的遗骸并不归属于国家政府或民间团体,而应归属于遗骸的家属,因而在进行挖掘作业的同时,进行了遗骸与牺牲者名单的对比鉴别,以推断遗骸的家属。鉴别成功的遗骸会送还给家属,而未能鉴别者将被保留。 这些被保留的遗骸大部分来自于朝鲜半岛。未能鉴别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由于众多骸骨合葬加大了鉴别难度。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寄存这些遗骸的寺庙被进行大规模翻修,寺庙为了节省空间把遗骸合葬甚至只保留一部分。最为甚者, 将101具遗骸存放于同一骨灰盒中,即使能鉴别该遗骸身份也很难把遗骸返还给家属。此101具遗骸至今仍被保留在该骨灰盒中。
市民的“遗骸归还”活动
2013年,韩国的家属们对殿平先生表示, “自从我们开始见到受害者的遗骸已有10年,为何至今未收到家属的遗骸”。面对长期等待遗骸归还的家属们,殿平先生无言以对。殿平先生能够感受到家属们的心愿,“无论是跟多少遗骸混葬在一起,只要父亲的遗骨还在那里,就希望能够返还哪怕其中一百零一分之一的遗骸”。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70年后的2015年9月,已有115具遗骸归还朝鲜半岛。此次活动在众多市民的参与协助下完成,被誉为“70年来第一次回家”。(详细了解请看“遺骨奉還”)
遗骸挖掘中的感悟
目前“东亚共同研究会”的活动除了有来自东亚国家的参加者外,更有美国、德国、韩裔澳大利亚人和阿伊努人等众多背景的参与者。此次活动的参加者表示,在政治关系严峻的东亚各国之间,该研讨会增加了参与者之间见面和相互了解的机会。
殿平先生表示,”遗骸归还于家属”, 并不是代表国家政府或是公司企业进行的, 而是出于”面对”受害者遗骸所产生的责任感而进行的。殿平先生指出, 虽然政府和企业对遗骸归还的活动有着责任和义务,但是这个活动由市民或者宗教信徒实施更能将“心意”传达给对方。殿平先生认为很多和解工作,是必须由市民来进行的。
长期进行挖掘活动的殿平先生回首往事感慨道,只有通过记录,才能留下记忆。要进行记录,保持记忆。通过挖掘遗骸这一有形之物,可以将逝去的历史重现眼前。我们应该由何种角度来看待那些蕴藏着深切之痛的骸骨呢?接触这些骸骨, 我们可以想象并继承其中所蕴含的“痛”。 相信通过善平先生他们长期坚持进行的这一系列工作,最终可以结出能够被称之为“和解”的果实。
(翻译:董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