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東京 日本橋
1933年東京 日本橋
1946年東京 日本橋
2017年東京 日本橋
1872年8月〜10月北京 前門
現在北京 前門
1949年前後北京 前門
1930年代北京 前門
1895年台北 衡陽路
1930年代台北 衡陽路
1960年代台北 衡陽路
現在台北 衡陽路
1904年ソウル 南大門
2006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50年ソウル 南大門
1940年代初ソウル 南大門
早稻田大学 政治经济学术院
教授 浅野丰美
2009年6月,拙著《帝国日本的殖民地法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为此,笔者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做了一番致辞。本文即由这篇致辞修改而来。希望读者通过这篇文字能够理解 “和解学的创建”这一研究项目与实证性的帝国史研究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本书开篇即对“帝国史研究”是怎样的一种学问,由它与近代日本修改条约之间的关联性角度做了简明的介绍。笔者认为,通过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历史学实证性研究,可以避免围绕历史认识等问题产生的空泛的感情冲突,从而进行实质性的探讨。笔者的问题意识正是基于与上述研究相关的战争赔偿问题、以及各国国民之间和解问题的研究。
在此,请允许笔者对大平纪念财团的各位,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日本社会当时正面临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经济调整等带来的冲击之际,恰逢这样的时候,本人凭借个人著述首次获得大平正芳纪念奖,感激之情,不胜言表。就个人角度而言,2009年的这件往事,是笔者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对于在获奖评选中对我寄予厚望的大平纪念财团的各位学人、以及渡边昭夫、山影进等各位评委,笔者感谢至深。
近年来,英国与美国同样流行对帝国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对于迎接“环太平洋”时代的现代日本而言,这是极其紧迫的课题。因为日本在推动“环太平洋”,即被称作亚太地区的区域形成的过程中,如何认识“过去”,是一场不得不接受的“考验”。有感于此,本书(《帝国日本的殖民地法制》)试图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相互纠葛中,厘清亚洲地区主义的历史起源、以及其后发展和变质的构造,力图将上述“考验”本身历史化。
这样说也许有些言过其辞,但本书所进行的具体分析的切入点正是极为实务性的法制史的研究。笔者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帝国,在法制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这源于在西欧所建立的“居留地”制度下,日本通过对该制度进行替代而膨胀扩张的过程。即,西方各国通过遵从“无主地”先占的原则,向形成了主权国家的世界外侧扩张,而近代日本,则是在周边地区所存在的开放港口、“外国人居留地制度”下进行扩张。在居留地,拥有“治外法权”等特权的西方人,以传教士、贸易商、矿山工程师、资本家等身份居住并且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日本的帝国式的扩张,则是在国际关系中,至少在初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或明或暗的认可下,通过“殖民地版修约”进行的。在废止西方人治外法权等特权的宿愿下对“帝国法制”进行改革,并在殖民地建立法律与司法机关等等措施,是与日本陆奥宗光通过修改条约进行日本本土的法典编撰及司法完善一脉相承的。日本帝国通过建立保护“文明”的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的有效秩序,受到“文明”的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通过“殖民地版修约”形成了独特的法律制度。
但是,这些历史性的探讨仅仅是本书的出发点。本书进而对这些在国际秩序中形成的日本帝国秩序不久后逐渐反过来制约国际秩序,并进而由于战败而最终解体的历史进行了分析。
曾经有位研究英国帝国史的专家指出,破坏复杂组合起来的箱柜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些箱柜是如何组装制造的。
毋庸赘言,近代日本最初并未占有殖民地。在某个时间点上,通过某一决断,开始了日本的帝国化进程,于是在日本的国内法与列强间的国际条约体制中,诞生了拥有独特国家与社会的帝国。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在法律框架下解读这一历史进程,才能将至今仍然作为历史问题不断爆发冲突的“歧视”、“伪善”、“榨取”、“统治”、“近代化”、“开发”等蕴藏着深刻感情因素的词汇的真实内容,放置在国际性的共同探讨的分析对象之中。帝国卷入世界性的战争,或者积极参加世界性的战争的过程中,帝国的国家与社会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而由于这些变化战后世界又产生了哪些课题,这些感情性的、“微妙”的问题也必须放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探讨。
安德森先生所著《想象的共同体》这本关于近代民族主义起源的书籍风靡一时的1980年代中期,笔者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周边地区的民族主义,开始了目前的这项研究。但是,今天想来,只有跨越围绕战后价值的社会矛盾对立所伴生的认识学上的障碍,即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本身加入历史研究的对象中,将法制史的方法论结合到政治史中进行动态性研究,才能打开对近代日本的各种民族主义及其关系进行探讨的道路。
笔者窃以为,只有借助于法制史及政治史,并立足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框架,开发“头脑冷静地对伴随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所需的方法,才能对战后的课题,即在物理上帝国解体之后仍然残留的具有心理和感情因素的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堂堂正正的科学性的剖析。但是,至今为止,笔者这些观察与思考,是否仅仅源于个人的偏执的思虑仍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在此次获奖的殊荣中,笔者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带来答案的可能性,因此欣喜万分。
通过将看起来“枯燥无味“的帝国法律制度作为历史素材,是否果真能够将区域主义及帝国主义严格分别开来并进行分析呢?笔者诚挚地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给予答案。此外,笔者心中隐藏着一丝奢望,即本书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最终能够成长为叙述地域史的框架,并被大家认可,成为在相互关系中孕育新的感情纽带所不可或缺的框架。
最后,笔者拟对本书的分析框架对亚太的区域主义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观点,阐述一下自己的意见。一直以来,赔偿问题,被从战后史的热点关心对象中剥离了出来,仿佛隐藏在日本战后复兴及安全保障问题的背后。但是,赔偿问题与东京审判相呼应,支撑着正义战争论,并且日本政府始终推动着将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包括私有资产)总额作为赔偿上限的政策,以避免被用作复仇或军国主义复活的口实,避免日本的战后复兴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矛盾。而且,美国的基本政策,也是希望在这些海外资产中的殖民地的机械工业设备的基础上,利用作为资本赔偿从日本撤走的设备,使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但是,因为冷战的爆发,上述进程发生了质变,将周边地区残留的日本海外私有财产、与对于作为原日本国民被动员的人们的补偿相抵消的框架逐渐形成。这正是所谓“历史认识问题”的起源。物质方面与人员方面的相互抵消的框架中,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建筑物中所凝聚的感情、对于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的感情,发展为不同的社会感情,以物和人为焦点结出了果实,从而使得战后日本与亚洲各国的邦交正常化交涉波澜起伏。关于韩国,笔者认为,以美国对战后日本所提出的间接占领经费为突破口,最终日韩间的冲突通过美国的介入得到了解决。所谓间接占领经费,可以称作是帝国解体的费用,是从大陆及海洋世界运输日本归国者的费用,以及向化为废墟的日本大城市的灾民发放粮食和医药用品为主的占领地区政府救灾资金。虽然至今尚未脱出假说的范畴,但是可以认为,美国作为对日间接占领经费减额的代价,促使日本对韩国提供经济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一减额的部分,逐渐成为冲绳归还日本之后的驻留经费负担,一直存留至今。
今天,笔者对于欧洲的机能主义式的经济一体化、与亚洲的多边经济开发并存的现象抱有浓厚的兴趣。如果将焦点集中到作为帝国法制史上的权利而存在的海外资产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重化工设备由日本分散配置到周边地区,促进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而在欧洲,不允许德国单独复活的规则下的产煤地区,由法国占领地,过渡为共同管理,成为欧洲统一的先驱。换言之,可以认为,欧洲的区域一体化,与亚洲相同,都面临着向帝国式秩序的区域重组的课题。在战后的亚洲,通过日本的直接投资及韩国等的吸引外资政策,以合资企业为主体,带动了现实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业发展,这可以被看做是赔偿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姗姗来迟地结出了硕果。但是,附着在海外资产的心理和感情方面的对立仍然残留至今。
通过以上的冗长叙述,我希望各位能够体会到,在引入美国这一要素的地域史框架下,对于以往的日本帝国史、抑或被称作冷战史的历史,如果跨越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藩篱加以讨论,就会发现许多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本书是近年来侧重政治史、思想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为主的、试图将历史在区域层面进行叙述的新的潮流中的一部作品。
回忆起来,我离开故乡福岛来到东京开始一人生活已经18年了,而搬到后来的工作单位所在的名古屋附近也有10年之久了,对于一直以来关心照顾我的各位恩师、以及一起探讨的留学生和日本的各位学友,感谢之情,不胜言表。在中曾根内阁的10万留学生计划下,我曾经多次做过韩国、中国、台湾的留学生的辅导员。但是,事实上,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才是被关心照顾的一方。
我衷心地希望,通过此次获奖,一直以来聚焦于经济复兴与发展的日本与近邻各国的关系,能够从包括社会感情与情绪在内的深层次化冰回暖,并进而浮现出基于心理和感情的亚太地区区域形成的蓝图,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为此做出几分贡献,并通过以上致辞能够表达自己对获奖的感谢及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