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波大学外聘讲师 隋艺

2018年12月24日，受早稻田大学郑成老师的介绍，有幸参加了题为“面向和解的‘新史学’”国际研讨会。借此机会向主办方以及演讲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深深的敬意。通过这次研讨会，我接触到了“和解学”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不仅在学术方面受到了很多启发，更是深切体会到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初来日本时，想要成为为中日的相互理解做些贡献的研究者、教育者的壮志又被唤醒了。研讨会之后，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作为“面向和解、和平的历史学”的可能性，想要把自己的感想文字化，但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一直拖到中国春节过后的今天。
我认为“和解”说到根本就是相互理解。但是相互理解是多层次的，不止要理解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如果不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民众的情感这一层面，很难说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比如，2018年中日首脑会谈、安倍首相访华等，中日关系日渐缓和，不久前安倍首相更是用中文向中国人民表达春节祝福。中日两国的领导层为了国家安全以及政治、经济的良好发展想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姿态已经非常明了。但是，民间的反日言论、敌视日本的情感依旧没有减少。九一八事变的日子作为“国耻日” 在民间已被广泛认同，2014年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更是被官方认定为“国家公祭日”。每年一到这样的纪念日，爱国情绪和反日情感必定高扬。去年靖国神社纵火事件依然清晰在目。但是，另一方面，有过旅日经验的人以及年轻一代对日本的好感度却又很高。所以说单从政治、经济等宏观视角去了解对方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为了促进相互理解，着眼于基层社会与民众是紧要课题。特别是中日之间有历史的包袱存在，所以不去试着了解民众的情感是很难实现和解的。
但是在研究民众的情感时，又面临很多困难。就中国而言，有爱国主义教育，有舆论控制，那么就会要问，民众的情感会不会受到政治权力的支配？然而实际研究表明，民众的情感不会轻易被政治权力所支配，它虽然受地方社会特点的影响，但是其根本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心性（民间逻辑）。我在大连进行过采访调查。大连曾长时间受日本统治，现在的大连充分利用其被殖民地的经验，成为中国东北日本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并且，举办樱花节、槐花节等对于日本人来说很有亲切感的活动。在调查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战前一代人和战后一代人的情感的差异性，以及个人的情感也并不单一，而是存在多样性与多重性。大多数经历过殖民地历史的人，对曾经接触过的日本民间人都有比较好的印象，但是在他们的回忆中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曾经中国人受到的差别对待。比如，同日本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工资却不到日本人的三分之一之类的叙述。没有经历过殖民地历史的一代人，他们虽然一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似乎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更大，他们更注重经济发展，表示为了经济发展需要重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大连的年轻人更是认为应该把殖民地历史作为大连市的文化来接受。由此可见，民众的情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其超出政治权力意图之外的多样性与多重性是清晰可见的。进一步的我们就需要分析政治权力与民众情感的相互关系。政治权力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民众的情感？从民众的情感这一层面探讨战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其统治的？
根据中共的官方见解或传统的革命史观，中共通过动员使民众认同并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社会连带感；民众实现了精神上的醒悟，自发支持共产党，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近年来脱离传统的革命史观的实证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民众作为主体自发支持中共革命这一观点备受质疑。在被卷入革命时，民众的真实而复杂的应对方式已逐渐成为自明之理。然而，我们又不能只停留在民众现实性与复杂性的行为表面，需要找到切入点深入理解民众的行为的逻辑性。
在拙著中《中国東北における共産党と基層民衆 1945-1951》（创土社，2018年）（以下拙著）中，试用了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心性”“集合心性”概念。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心性采取行动。法国革命初期的农民反乱；日本近代史上米价暴涨时的农民暴动；1920年代中国城市中频繁的罢工运动等，这些民众的行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得到粮食或者提高薪资待遇，并不包含什么远大的革命志向。换言之，这些行为是基于以自身和家族的安全、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心性。法国历史学家G.Lefebvre提出民众的非革命志向的行为转化为革命行为时，“集合心性”的作用至关重要。即民众在传统心性的基础上，通过“心的相互作用”,形成“集合心性”，然后在某种外在因素的刺激下，就会引导出革命性行为。
反之，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的话，广大的民众在某种“集合心性”的基础上，按照指示行动，就可以认为该统治者成功统治了民众。因此，如何促进形成“集合心性”成为关键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中，最具特点的便是中共的群众工作。在中共的群众工作之下，多数的民众采取同样的行动，看似民众接受了中共的动员。但是，民众的集体行为的深处的“集合心性”，是否就是对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或者说是民众的政治觉悟的觉醒？在拙著中阐明了，由于共产主义、阶级理念等与民众的实际生活不着边际，因此民众对这些中共的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所以中共对民众的统治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如说是民众的传统心性被重新整合并形成了“集合心性”的结果。 “集合心性” 支撑民众的集体行为，它的构成要素非常复杂，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有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誉的渴望、爱国情绪、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恐惧等等。
研究民众的情感变迁，可以考虑将历史学的文献研究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或者社会学的生活史的研究手法也是有效的。为了更为客观的刻画民众的情感（心性），力求使用史料的多元化。研究中国的话，可以联想到的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留下的档案；当时当地的新闻、杂志；地方文史资料等民间文献；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述资料等。通过活用这些资料可确保政治权力的意图、舆论的倾向、民众的情感等多元化的视角。由此分析出在民众的情感中受到政治权力影响的部分，以及维持不变的传统心性的部分。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民众的情感以及政治权力与民众的相互关系，对“和解”这一课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基层民众的真实而复杂的情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