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问题至今仍然是横亘于中日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长达36年的日韩合并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日军侵略所带来的难以磨灭的“受害者”记忆，深深镌刻于中韩两国民众脑海中，对此我们能够坦然接受。

 

然而另一方面，在背负着“加害”历史的日本一方，战败后的70余年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始终不断地竭力思考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并做出解读。

 

尽管如此，历史认识问题至今仍然在日本与中、韩两国之间惹起争议，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甚至达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程度。

 

本文首先拟对日本历史认识的历程做一概述，并在与1995年村山谈话的比较过程中，思考2015年安倍谈话的定位，以便探索今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策，最后，附上本人的若干感想作为终结。

 

战后日本历史认识的谱系

 

战败后，日本（1）战败后接受占领、东京审判中的有罪判决、及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的判决。（2）其后，立足于战前日本名誉的立场上试图重构历史的“右派”，和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对亚洲伤害的“左派”之间，展开了为挽回民族灵魂尊严的激烈争论。（3）1995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所谓的“村山谈话”）中最终达成了共识。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村山谈话是在社会党首相和大部分由自民党议员所组成的阁僚的特殊组合中诞生的，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此，村山谈话作为“右派”和“左派”的共识，形成了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基础。

 

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间，以历史和解为主题，日本政府与相关各国，即面对中国、韩国、北朝鲜、英国、荷兰、美国的所有发言中，村山谈话都成为了基本架构。如果这一段时间在外务省中亲历过历史认识问题的相关工作，就会深深体会到，外务省无时无刻地思考着村山谈话【注1】。

 

笔者在发表村山谈话的1995年8月任职于驻俄罗斯大使馆，担任二等公使。当读到以“殖民主义”、“侵略”为关键词、表示“痛切反省和衷心道歉”的谈话内容，当即向当时莫斯科最畅销的周刊杂志投稿，指出“这是富于勇气的谈话，下面该轮到俄罗斯向日本显示勇气了”。

 

2002年我从外务省退职后，既开始从正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笔者着眼于在日本形成国民整体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该谈话所具有的重要性，就可与1985年魏茨泽克演说相提并论的该谈话意义，分别用日语和英语出版了相关论著【注2】。

 

村山谈话与安倍谈话

 

正因为如此，对于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的安倍谈话有何内容，本人非常关心并进行了追踪。安倍首相在此之前，对于村山谈话之后使用“侵略”一词的倾向曾公开提出批评，随着谈话发表时间临近，安倍虽然始终表示“在总体上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但是其中不继承哪些内容、继承哪些内容，仍然并不明确【注3】。

 

笔者通过家中的电视关注着谈话发表，整体上结果令人欣慰。因为该谈话继承了村山谈话的最为重要一点，即正视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认识的责任，并对此保持谦虚的态度。对整个谈话进行详细分析留待他日，在此仅就该谈话中两处最为重要的内容做一分析。

 

“事变、侵略、战争，任何武力威吓和行使都不能再次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永远诀别殖民地支配，必须建成一个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的世界。伴随着对上次大战的深刻悔悟之念，我国如此宣誓。。。。。。我国对上次大战的行为一直反复表明了痛切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如此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动摇”。

 

这是最开头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段文字可以说继承了通常所说的村山谈话的内容。关键在于，“痛切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并就此表示“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动摇”。

 

关于这一点，有两种看法。一是法律阐释性地将这段内容进行狭隘解释的观点，认为安倍首相仅对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表示了“反省与道歉”，而对不是发生在这一期间的事情，安倍讲话的“反省与道歉”并无涉及。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次大战”所表达的内容，是通过仅留部分中的提示线索的暧昧内容所表达的。提示线索中最为有力的一点，在于在这段话前面所记载的“对上次大战的深刻悔悟之念”和此前所提到的“事变、侵略、战争”、“永远诀别殖民地支配”等等。

 

对于这些超出了提示线索的内容，为什么不进行明确界定呢？笔者推测，这是因为如果严密地界定反省、道歉所涉及的内容，作为总理大臣就需要承担起责任，这样会导致陷入过于复杂的争论。

 

从并不介入严密的历史阐述这点来看，安倍谈话的态度是与村山谈话一脉相承的。村山谈话最开始最为“左派”所诟病的，就是虽然的确使用了“殖民地主义”和“侵略”等词汇，但是并没有提及对哪些地方进行了这样的行为。而且，这里所使用的“侵略”一词与远东审判中所使用的国际法用语“侵略”是何关系，并未做出明确界定。

 

村山谈话并非法律性或历史性的文件，讲述大多数日本人所能够理解并发出共鸣的普通化的、直观感受式的内容，才能在今后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共识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我曾试图通过作为维茨泽克谈话背景的卡尔-雅斯帕斯的观点，与作为村山谈话背景的日本式思考来源的铃木大拙的观点进行比较来加以说明【注4】。

 

通过对上述源流的思考，可以认为，安倍谈话很可能有意识地留下了同样的暧昧特征。

 

笔者认为，安倍谈话足以继承了村山谈话的理由，就在于它将将地继承了“村山谈话”的内容，并通过与村山谈话不同的叙述方式，阐述了大多数日本人大体能够接受的观点。这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80%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日本人也应该超越各代，从正面面对历史，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并具有将其传承给未来的责任。”

 

这部分文字的前半段被大家广为所知。这里指出了与战争全无关系的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不应预先背负起道歉的命运。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瞩目，日本“右派”发声高声赞扬，而“左派”和国外的历史自由派学者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这是安倍首相对于历史不负责任的思想。

 

奇妙的是，关于后半段，可以说日本国内外，无论是日本的“右派”还是 “左派”，此后都完全没有提及。

 

这一奇妙现象的理由是极为明确单纯的。从“右派”角度来看，后半段否定了他们“关于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结束”的观点。因此他们不愿看到这一观点，最好是不再提及并逐渐忘却。从“左派”角度来看，尽管“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这一主张很不错，但是如果认可该观点就不得不对安倍首相做出高度评价。而“左派”一般不会对安倍首相的外交、安保政策给予肯定，因此关于这一部分也最好是不再提及并逐渐忘却。

 

 

安倍谈话最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最开始曾经提到，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日本目前与韩国和中国存在着极为困难的问题。

 

日韩之间，2015年安倍谈话之后，两国外相于该年12月28日，就当前最大悬案的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划时代的协议，似乎日韩关系走向了和解。

 

然而，达成该协议的朴槿惠总统此后因崔顺实丑闻被弹劾，进而于2017年3月被罢免，5月继任的文在寅总统虽然未寻求重新谈判，但是转变了立场，将政策的根本转移到“受害者中心主义”方面。这一立场今后将如何具体化，尚不确定。

 

最近征用劳工问题逐渐凸显，2012年5月韩国最高法院小法庭，认定1965年日韩协议并未解决该问题，该问题被再次上诉到韩国最高法院大法庭。

 

文在寅政府是卢武铉政府的直系，得到了抱有意识形态性的、法理式反殖民主义思想的法律界的强有力支援。2018年的某个时间点上，有可能做出对包括新日铁、三菱重工在内的众多日本企业有罪的最终判决。

 

日中关系中的历史认识，情况则更为复杂。以往日中历史认识问题，大体上是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以及已经被历史问题化的尖阁岛（钓鱼岛-译者注）问题这两点。然而事实上，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2015年南京问题申请登记为国际教科文组织记忆遗产，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开设“慰安妇问题历史博物馆”等等，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包围网被大大深化并扩展开了。当前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的渠道，中日间的对话氛围取得了很大改善，但是两国关系变迁的主干中，上述这些方面何时爆发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都有可能。

 

目前，日韩、日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在何种程度上以作为受害者的己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了道歉”、“道歉到何种程度，作为加害者的对方能够认可”的争论范围。可以说该问题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对历史的道德性、伦理性认识，被卷入了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对立纠纷之中。

 

在这样困难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应对这一历史认识问题呢？

 

第一，对于韩国和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最紧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应该贯彻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一贯立场，稳定地坚持住自己的主张。

 

第二，所谓一贯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不可否认的“加害者”的立场，同时立足于由此产生的谦虚态度，坚定地拒绝违反事实的批判和过度的要求。

 

第三，作为政府，这样的立场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毋庸赘言，这里所提到的安倍谈话中的后半部分“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是今后日本最佳且最强有力的对于历史问题的立场。

 

结束语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希望就思考该问题的一些感想附言几句。议论该问题的知识分子、报道该问题的大众媒体、以及观察该问题的市民之间，似乎存在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氛围。

 

无论是村山谈话还是安倍谈话，关于历史认识的表达，都是以仿佛议论他人问题的方式进行的。一些人认为就历史认识表达意见的是日本首相，我们只不过站在评论的角度。上述看法并非正确。这一问题的根本课题在于“本身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日本首相的谈话本来就只能反映我们的意向，而不能有所逾越。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此次安倍谈话作为对于“我们日本人”的呼吁，提出“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是极得时宜的。

 

 

[i] 拙著『危機の外交：首相談話・歴史認識・領土問題』（《危机的外交：首相谈话、历史认识、领土问题》）角川新书，2015年，49-52页。

[ii] 拙著『歴史認識を問い直す：靖国・慰安婦・領土問題』（《重新审视历史认识：靖国、慰安妇与领土问题》）角川One Theme 21，2013年，127-148页。Kazuhiko Togo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Murayama Statement: A View from Japan” in Kazuhiko Togo edited “Japan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War Asia: The Murayama Stat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22

[iii]拙著『危機の外交：首相談話・歴史認識・領土問題』（《危机的外交：首相谈话、历史认识、领土问题》）角川新书，2015年，56-70页。

[iv] 参考前注、拙著『歴史認識を問い直す』（《重新审视历史认识》）及Togo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Murayama Statement”。

[v] 本记述与四宫正贵责任编辑的『伝統と革新』(《传统与革新》)近日即将刊载的拙论「激動の国際情勢と日本外交の課題（仮題）」（《激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外交的课题（暂定题目）》）的论述为同一立场。

 

 

东乡和彦

 

东京产业大学教授、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

（黄斌　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