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的定位
说起来，笔者至今所从事“外交”和“研究”工作的人生中，“和解”问题是其中最大的主题。其基本架构相对简单，它是以日本所参加过的太平洋战争的三重结构为基础的。
所谓三重结构是指：（A）与英美的战争，基本上是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一员的对等性战争，（Ｂ）对于此前合并到日本帝国的台湾和韩国而言，日本作为殖民地统治者是“加害者”，而对于中国而言，尽管以何时为起点存在争议，日本作为侵略国，同样是“加害者”，（Ｃ）自19世纪中叶以来日俄经历了各种事由的战争，仅就太平洋战争而言，苏联悍然违反有效的中立条约，对谋求终止战争进行调停的日本发动侵略，在这样的日苏关系中，日本处于“受害者”的地位。
“和解”问题的基本架构由这场战争的三重结构所决定。
在这三层架构中，实际上蕴含着最为困难问题的结构是（A）与英美之间爆发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等性战争”。因为日本在战败后，不得不作为失败者，赔偿此前国际社会所承受的负担、割让领土并支付赔偿金。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值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战后处理遇到转折点，日本不仅成为战败国，而且通过东京审判，以“反和平罪”，即“进行侵略战争”的罪名被定罪。这是许多日本人所无法接受的、根据事后法所进行的审判，而且是由胜利者所实施的，。
战后日美两国通过众多人士的努力，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同盟”关系，并未让上述战后处理的矛盾凸显出来。可以认为，今天大多数日本人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是，问题的根源并未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首相于2015年4月29日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所作的、“与太平洋战争中死难美军士兵的灵魂依偎在一起” 的演说，作为走向“和解”的里程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后，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5月27日访问广岛，安倍首相于同年12月27日访问夏威夷，他们分别向原爆圆顶馆与珍珠港相互敬献了鲜花。 笔者认为这是实现”和解“的更为重大的里程碑。
（C）另一方面，在日苏关系中，日本处于“受害者”的位置，冷战期间，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于将作为“受害者”的愤怒，表达为最为强硬的立场，即要求“立即全部归还四岛”，“只有领土问题解决才能开始经济合作（入口论）”。然而，1985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上台后，作为“加害者”的苏联的立场出现软化，开始提倡旨在国际社会避免使用武力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外交新思维”。日本政府中也有人相应提出了可以在领土问题上相互让步解决问题的看法。由于日本拒绝了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不久俄方提出的秘密提案（1992年），而普京总统上台不久《伊尔库茨克协定》（2001年）遭到了搁置，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挫折。但是，当前面对中国的抬头，俄罗斯和日本都在继续做出努力，通过相互让步（无胜无败）解决领土问题。
回应日本政府的“和解”
结束了条约处理程序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自1980年代以来，被要求承担“加害责任”，战败后70年的岁月里，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始终都努力思考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各种解读。
然而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认识问题似乎正在引起日本和中、韩之间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争议。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当今日本政府又应采取何种立场呢？
战后，日本承认了战后占领、东京审判中的有罪判决、以及《旧金山和平条约》第11条中的判决后，（1）“右派”试图由恢复战前日本荣誉的立场重新建构历史认识。 而“左派”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对于亚洲国家的加害历史，两者之间为寻求作为民族灵魂尊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②1995年的首相谈话（所谓的“村山谈话”）中，终于达成了共识。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村山的话语是社会党首相与大部分来自自民党的阁僚所形成的不寻常的组合中诞生的，正因为如此，这一谈话作为“右派”和“左派”的共识，形成了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基础。
③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间，日本政府与相关国家，即中国，韩国，朝鲜，英国，荷兰和美国进行所有交涉谈判中，村山谈话始终是其基本架构。 如果这段时间曾在日本外务省从事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工作，就会深深感受到，外务省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村山谈话。
1995年8月村山谈话发表时，笔者任职于驻俄罗斯大使馆，担任二等公使。当读到以“殖民主义”、“侵略”为关键词、表示“痛切反省和衷心道歉”的谈话内容，当即向当时莫斯科最畅销的周刊杂志投稿，指出“这是富于勇气的谈话，下面该轮到俄罗斯向日本显示勇气了”。
④正因为如此，对于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的安倍谈话有何内容，本人非常关心并进行了追踪。安倍首相在此之前，对于村山谈话之后使用“侵略”一词的倾向曾公开提出批评，随着谈话发表时间临近，安倍虽然始终表示“在总体上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但是其中不继承哪些内容、继承哪些内容，仍然并不明确
笔者通过家中的电视关注着谈话发表，整体上结果令人欣慰。因为该谈话继承了村山谈话的最为重要一点，即正视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认识的责任，并对此保持谦虚的态度。对整个谈话进行详细分析留待他日，在此仅就该谈话中两处最为重要的内容做一分析。
“事变、侵略、战争，任何武力威吓和行使都不能再次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永远诀别殖民地支配，必须建成一个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的世界。伴随着对上次大战的深刻悔悟之念，我国如此宣誓。。。。。。我国对上次大战的行为一直反复表明了痛切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如此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动摇”。
这是最开头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段文字可以说继承了通常所说的村山谈话的内容。关键在于，“痛切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并就此表示“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动摇”。
当然，安倍谈话是就什么提出的呢？这里说提到的是“上次大战的行为”。尽管提到了“侵略”和“殖民地主义”，但是这里并没有严密地明确与“上次大战”的关联。
从并不介入严密的历史阐述这点来看，安倍谈话的态度是与村山谈话一脉相承的。村山谈话最开始最为“左派”所诟病的，就是虽然的确使用了“殖民地主义”和“侵略”等词汇，但是并没有提及对哪些地方进行了这样的行为。而且，这里所使用的“侵略”一词与远东审判中所使用的国际法用语“侵略”是何关系，并未做出明确界定。
村山谈话并非法律性或历史性的文件，讲述大多数日本人所能够理解并发出共鸣的普通化的、直观感受式的内容，才能在今后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共识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我曾试图通过作为维茨泽克谈话背景的卡尔-雅斯帕斯的观点，与作为村山谈话背景的日本式思考来源的铃木大拙的观点进行比较来加以说明。请参阅拙著《重新审视历史认识》（『歴認識を問い直す』）第四章“关于中国”（第四章「中国の場合」角川新書、2013年）。
⑤笔者认为，安倍谈话足以继承了村山谈话的理由，就在于它将将地继承了“村山谈话”的内容，并通过与村山谈话不同的叙述方式，阐述了大多数日本人大体能够接受的观点。这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80%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日本人也应该超越各代，从正面面对历史，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并具有将其传承给未来的责任。”
这部分文字的前半段被大家广为所知。这里指出了与战争全无关系的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不应预先背负起道歉的命运。谈话发表后，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瞩目，日本“右派”发声高声赞扬，而“左派”和国外的历史自由派学者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这是安倍首相对于历史不负责任的思想。
奇妙的是，关于后半段，可以说日本国内外，无论是日本的“右派”还是 “左派”，此后都完全没有提及。
这一奇妙现象的理由是极为明确单纯的。从“右派”角度来看，后半段否定了他们“关于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结束”的观点。因此他们不愿看到这一观点，最好是不再提及并逐渐忘却。从“左派”角度来看，尽管“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这一主张很不错，但是如果认可该观点就不得不对安倍首相做出高度评价。而“左派”一般不会对安倍首相的外交、安保政策给予肯定，因此关于这一部分也最好是不再提及并逐渐忘却。
中韩“历史和解”的现状
本文最开始曾经提到，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日本目前与韩国和中国存在着极为困难的问题。
日韩之间，2015年安倍谈话之后，两国外相于该年12月28日，就当前最大悬案的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划时代的协议，似乎日韩关系走向了和解。
然而，达成该协议的朴槿惠总统此后因崔顺实丑闻被弹劾，进而于2017年3月被罢免，5月继任的文在寅总统虽然未寻求重新谈判，但是转变了立场，将政策的根本转移到“受害者中心主义”方面。这一立场今后将如何具体化，尚不确定。
最近征用劳工问题逐渐凸显，2012年5月韩国最高法院小法庭，认定1965年日韩协议并未解决该问题，该问题被再次上诉到韩国最高法院大法庭。
文在寅政府是卢武铉政府的直系，得到了抱有意识形态性的、法理式反殖民主义思想的法律界的强有力支援。2018年的某个时间点上，有可能做出对包括新日铁、三菱重工在内的众多日本企业有罪的最终判决。
日中关系中的历史认识，情况则更为复杂。以往日中历史认识问题，大体上是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以及已经被历史问题化的尖阁岛（钓鱼岛–译者注）问题这两点。然而事实上，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2015年南京问题申请登记为国际教科文组织记忆遗产，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开设“慰安妇问题历史博物馆”等等，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包围网被大大深化并扩展开了。2017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展开，安倍和习近平在该年中举行了两次会谈，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日中两国之间的对话取得了进展，然而如果今后两国关系的基础开始崩溃，上述这些方面何时爆发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都有可能，不得不说中日关系处于脆弱之中。
目前，日韩、日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在何种程度上以作为受害者的己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了道歉”、“道歉到何种程度，作为加害者的对方能够认可”的争论范围。可以说该问题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对历史的道德性、伦理性认识，被卷入了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对立纠纷之中。
在这样困难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应对这一历史认识问题呢？
第一，对于韩国和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最紧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应该贯彻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一贯立场，稳定地坚持住自己的主张。
第二，所谓一贯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到不可否认的“加害者”的立场，同时立足于由此产生的谦虚态度，坚定地拒绝违反事实的批判和过度的要求。
第三，作为政府，这样的立场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毋庸赘言，这里所提到的安倍谈话中的后半部分“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是今后日本最佳且最强有力的对于历史问题的立场。
最后，“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绝不仅仅是首相或政府的问题，每个国民都应该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加以考虑。
“和解”所追求的目的
由“和解”的角度来看，目前笔者所思考的大致就是上述内容。基本上，笔者认为，战争中所承担的角色，分为“加害者”和“受害者”，通过“加害者”的道歉和受害者的宽恕，“和解”方能实现。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源于本国利益驱动的“权力”因素使得这一结构出现了各种变形，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这是基础。
那么，“和解学”是建构在什么基础之上呢？至少作为出发点的“和解”的基本结构，浅野丰美教授提出了以下三项和解原则。
浅野进而认为，确立这三项原则，“对于得以创造出国民的记忆、正义和情感的社会功能的共同认识，和在这种共同认识下基于三项原则的对于实际历史事实的议论，应在保持某种均衡的同时进行，并且必须升华为产生新的道德、礼仪和规范的讨论，这些新的道德、礼仪和规范构成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建议。但是，考虑到笔者所参与的有关“和解”的冲突，笔者对“和解学”的方法在当今的东亚是否真正适用存在一些思考。
特别是在走向和解的冲突中，站在“受害者”角度的中韩国两国，也许最难接受的是“同时存在一种以上的正义”。在此仅以“南京事件”为例。
南京事件发生于1937年12月。这是东京审判中日本军队所犯暴行的典型案例，随着1980年代关于东京审判的讨论，在日本，它被认为是历史认识问题争论的焦点。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使得争论再起，根据中国的提议，2015年10月，南京事件被注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忆遗产，至今争议尚未结束。
作为中方所看到的正义，南京建立的“南京博物馆”所展示的“30万人”遭到屠杀是最为接近真实的表述。而另一方面，日本“右派”的根深蒂固的正义观则认为，“大屠杀”一说是共产党和支持它的欧美合作者所捏造的，所谓“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仅就笔者观察，相信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的人似乎都很难认同拥有一种以上的正义。
但是，例如，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正义。前陆军和陆上及航空自卫队干部的联谊团体“偕行社”，在1980年代前期日本关于南京事件的诸多争论被大幅报道时，决定独自调查。1983年10月开始搜集资料实施调查，机关报《偕行》1985年3月期中，刊载了如下要点的结论，显示了其独自的“正义”。
“不用说13,000人，至少3,000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笔者们开始编纂这一战史工作，从一开始就假定日军并非无辜，但是在这一庞大的数字面前仍不得不黯然自伤。无论战场的实际情况如何、战场心里怎样，这种大规模处理都无以自辩。作为与前日军有着渊源的人士，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
以往在与中国人的对话中，提及南京事件时，笔者都将当时“偕行社”所展示的正义作为自己的正义加以说明，并表示，就笔者所观察，这也是大多数日本人心中的正义。对此，笔者从未遇到过中方再次反驳。
如果人们认识到正义的多样性，那么“说服他国国民，使得国民感情接近”就没有任何困难。关于自己本身所相信的正义，通过画一条使得“国民感情接近”的辅助线耐心地说服对方，是完全有可能的。
笔者认为“将对个人的尊重扩展到团体”没有任何困难。当站在自己所信仰的正义的立场时，无论是对方国家，还是本国，抑或是第三国，都肯定存在着值得尊重的人。画一条辅助线将对于那个人的尊重扩展到对于更加广阔的团体的尊重是完全有可能的。
“和解学”能不能成为解决“和解”问题的方向标？
围绕着南京事件，以上三种正义观念同时存在，可以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正义存在多种”的观念。
而“承认存在多种正义”的思想从何而来？
反复思索本身的正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而要由此认识到多种正义的存在，就必须开始站在对方的角度，认真思考对方所说的正义是什么。由此，至少会产生对两种正义立场的根本性理解。由对于两种立场的理解，可能会扩展出第三种正义，即无论是对方还是本身都接受的正义。
这样考虑的话，就意味着“认真思考对方的正义”应该是“和解”的出发点。
笔者此前提到，今后在历史认识上，日本对于中国、韩国以及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作为安倍谈话核心内容的“本着谦虚的态度，接受过去”将极为重要。笔者认为这里的“谦虚”始于倾听对方，并试图理解对方的立场、思想和感受。这是与“认真思考对方所说正义”相同的。
作为谋求“和解”的行动，要求今天的日本保持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谦虚”，不期而然地与“和解学”的出发点相一致。
（黄斌 訳）
【本文概要发表于『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早稻田亚洲评论》） 2019年第21期】
